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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衣是我对白色的爱好,喜欢画穿白衣服的人物画,也从事过服装设计行业,在古典文学里,白衣又指老百姓,平凡,对官僚地位不.......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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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试论古今商丘人  

2011-04-02 18:06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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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商丘老乡会《试论古今商丘人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商丘人有九大美德,但却鲜为不知。当我们提到这九大美德时,我们不能割断历史。因为商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,是仁义之君商汤、微子的立国地,是圣人孔子的祖居地,是巾帼英雄木兰的故乡,是大唐忠烈张巡的殉难地。数千年的文明史在这里体现,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在这里世代传承。这是商丘的骄傲!商丘人的骄傲!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!
  笔者不才,且孤陋寡闻,为给商丘人正名,便不揣笔拙,斗胆撰文试论商丘人的九大美德,以求方家赐教。
  (一)商丘人重“忠”。古人所说的“忠”,就是忠于皇上,精忠报国。在中国历史上,商丘籍的忠臣特别多。例如:唐代的宰相魏元忠,宋代的副宰相张方平,明代的宰相沈鲤、吏部尚书宋 、户部尚书侯恂、国子监祭酒候恪、太常寺卿候执蒲、工部尚书周世朴、南京兵部尚书余 等等,他们为国为民,不畏强暴,不顾个人安危,与奸臣进行殊死地斗争,有的被罢官,有的被多次流放,几乎丧命,但他们却无怨无悔,可谓是忠臣。这种精忠报国思想传承到当代商丘人,并且被发扬光大。1951年,商丘人为保卫祖国,抗美援朝,踊跃捐资,纷纷报名参军,仅商丘县参军入伍者就多达1900人。近年来,商丘又涌现了一批像刘佑全那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,这难道不是商丘人的骄傲吗?
  (二)商丘人重“孝”。汉代的韩伯俞,隋代的翟普林,唐代的程袁师,宋代的候义,明代的吕仲和、杨敬、任贵、沈忠、徐凤翥、张乃德、周怀用、宋森、徐时行等等,都是商丘的大孝子。李文粲家贫,母亲有病,无钱买肉,竟割自己腿上的肉孝敬母亲,至今商丘人以不孝为耻。商丘的巾帼英雄木兰,代父从军,可谓忠孝两全。商丘人郑海霞、任长霞又何偿不是当代的木兰呢?
  (三)商丘人重“节”。自古以来,商丘人就很注重名节,洁身自好。明朝末年,太常寺卿候执蒲、户部尚书候恂、国子监祭酒候恪,父子三人皆东林党魁。魏忠贤奸党威胁利诱,但他们从不屈服,父子三人先后被罢官,商丘候氏东林党魁名震天下。清代刘超凤,辛丑进士,曾任福建诏安营守备。耿精忠叛变,刘超凤独仗节不屈,逆党迫之,遂自刎死。历史上的商丘女子更注重名节,有的为了爱情,守寡终身,有的为保住名节,不畏强暴自杀身亡。明代田实颖,因父病想吃鱼,入水求鱼而淹死。其妻姚氏痛夫之亡,不食七日而死。李自成农民
军破商丘,商丘候氏为保重名节,不受其辱,被杀和自杀身亡者10余口。仅《商丘县志》记载的贞节烈女就多达数百人。直到当代,商丘人依然很重名节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当国家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时,他们宁肯饿死,不肯为盗。这就是商丘人。
  (四)商丘人重“义”。商丘自古多义士,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者枚不胜举。清代商丘人宋森,平生慷慨任侠,急人之难胜于已。其子宋斌亦行侠仗义,捐资创建二贤祠和魁楼,并捐资助学。徐时行终身不仕,行医济人。贫者不仅不收药费,而且还予以资助。不求所报。明朝正统年间,商丘遭灾,李安、徐海二人主动各献粮食一千二百石以赈饥民。商丘人宋旸,得知丁家道口田氏一门四口身亡,无法安葬,他就慷慨解囊为之买棺安葬。他想买一使妇女,但可怜母女分离,便捐资将她送回。明吏部尚书宋缍之孙宋牙,为人宽厚,终身无怒骂之声。仆人有了大过,辞退而已,从不鞭打责骂。自奉俭朴,一件衣服穿二十来年,但对贫者慷慨解囊,乐善好施。有人欠他五百金,他得知欠者贫困,主动将账烧掉,不再索还。邻居张老汉家先后死人数口无法安葬,宋牙出金资助。凡商丘境内死者或无主死者无法安葬,均捐地施棺。光禄卿候执躬,平生为人排忧解难而无所取。修公路、架桥梁、建学堂,争先恐后,慷慨捐助。太常寺卿候执蒲,勤俭治家如寒士,但对赈灾、修桥、办学却不惜倾囊。其孙候方域亦有祖父遗风。有举子被劫,不能进京赴试,候方域闻讯,立即予以资助。并急卖一庄,得千余金,遂令侍从在商丘四郊打听,凡进京会试举人,不问想识与否,皆给予资助,一时义声震四海。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,其祖先虽离开商丘千余年,但仍继承了商丘人的“义”风,几年来先后为商丘捐资助学近五千万元。多年来,商丘人见义勇为,捐资助学,助残赈灾者不计其数。无数事实证明,商丘“义”风永存。
  (五)商丘人重“信”。“一诺千金”、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”,这是商丘人的口头禅。商丘人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著名文学家侯方域曾与江南好友方以智、吴伟业等盟约,终身不仕清。清朝官府为扩大影响,多次逼候方域仕清,但他为名节、为盟约,冒着生命危险,终身不仕,实践了盟约。而他的好友吴伟业却违背了盟约,所以,他在《吊侯朝宗》诗中,曾内疚道:“死生终负候赢诺,欲滴椒浆泪满樽”,因违约有愧好友而无地自容。
  当代的商丘人,更是言必信,行必果。得人滴水之恩,必倾泉相报。几年前,一位商丘青年流落他乡无家可归,得到一女士资助,他对这位女士说:“我以后要报答您!”这位青年回到商丘后,奋发图强而致富。为报答那位女士,他费尽心机,历经磨难,长达数年,终于找到了那位女士予以报答。这就是商丘人的性格。
  (六)商丘人重“廉”。数千年来,商丘人做官很注重一个“廉”字。春秋宋国时,有人得到一块美玉,欲献给宋国的太宰子罕。子罕不受,献玉人说:“此宝也,宜为君子器,不宜为鄙人用。”子罕说:“你以玉为宝,我以不受玉为宝。倘若我收了你的玉,你我均失去宝。”终不接受贿赂。明朝工部侍郎潘礼,乞休归田时,其行装只有破衣数身,图书数卷。盗者入室行盗,只有粮食数千,破皮袄一件。盗者惊叹地向潘礼叩头说:“倘若当官的都象您潘公如此廉洁,我等安敢为盗?”明朝吏部尚书宋缍,宦游30余年,家无姬待,只携老仆数人。他常说:“小利近功,必将蓄大患。”他死在北京任上,灵柩解往商丘,一千八百里,士农商贾夹道迎送,焚香哭拜,称他为肩比包拯的大清官。侯方域的岳父常维翰,曾任山东东平州太守。到任后,时值灾荒,便开仓赈饥。这时上官催促赋税,常维翰叹息道:“现在我的老百姓,卖妻鬻子,以求保命,我还能再逼税吗?”就把自己的家产和田地变卖,得二万金,代交赋税。数仍不足,因此被贬官。他的亲家侯恂欲为他说情复职,常维翰说:“我过去家有资产,做官可以赔补,现在穷了,哪还能做得起官呢?”坚不复出。贬官后无处栖身,便住在侯方域北村的几间茅屋内,过着清贫的生活。商丘人宋沾,曾任山东福山县知县。一次见一老妇带一小儿,甚是穷困,问其原因,是因税收过重所致。于是,宋沾将自己的俸银捐出为其抵税,并叹息说:“我身为父母官,为民请命,使税收得到减免。宋沾死在任上,无钱发丧,其妻只好典当首饰置棺。福山县百姓闻宋沾死,如丧考妣,无不悲伤;灵车发往商丘,他们竟护送灵车数百里。
  为官清廉之遣风,至今仍在商丘体现,拒腐蚀,永不沾的当代清官在商丘比比皆是。
  (七)商丘人重“商”。“无商不富”,这是商丘人数千年的经验教训。商丘是“商人”的发祥地。约四千年前,王亥已长途跋涉开始在各部落以物易物,使商丘人和外部落人都得到实惠。商代时,作为商都,商业出现了鼎盛时期。西周宋国,又迎来了一个商业盛期。这与宋国的尊商重商政策有很大关系。太宰子罕的住宅,受到了制鞋帮工人的影响,他不仅不责备,反而给他提供方便。秦朝末年,商丘的丝绸大商人灌婴,后来竟当了汉朝的右丞相。所以,商丘人从来以经商致富而自豪。近年来,海内外有识之士,纷纷来商丘经商干事业,同样得到当地党委、政府、各行各业和民众的欢迎和支持,政策优惠,环境宽松,投资者深受感动。商丘这片沃土,像一块巨大的磁铁,具有无穷的魅力,正在吸引着无数的有识之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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